父亲去世多年了,我一直没有写过悼念他的文章,一则因为我懒于展示家庭的琐碎小事,说得文雅一些,即避免太个人化私语化;二则父亲的缺点多优点少,我说不出他多少值得记载的事,倒想到了“批评”这个题目,实在对不起他的在天之灵。
父亲在解放前当过多年的职员,凭着他上过几年学和看旧书看报纸得来的文化,说话也颇有孔乙己式的斯文。抗日战争后他便到乡下种田为生,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过着艰苦的生活。我得益于父亲较多的就是他从小教我打算盘,督促我写日记,也从他讲的旧小说故事中产生许多读书的神往和趣味。这一切无疑对我学养的增长带来好处。
等我长大以后,渐渐觉得父亲的很多不足。例如,他常念白字,“接吻”读成“接勿”,“酝酿”读成“温酿”,他教育上师范的哥哥,常说“身居师范生”。直到后来我们向他指出后,他才惭愧地说:“我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呀。”这还不算太掉斯文,使人难堪的是,他常在街上喝醉酒,踉跄得不能回家,我几次接他回去,蒙受路人嘲笑目光,真使我感到无地自容。他在向我们灌输的成才教育中,往往都是些个人奋斗、劳心者治人之类的话。以后我渐渐觉得,像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,虽然对我接受传统文化、启迪智慧有一定促进,但这种旧教育明显地带有小市民色彩,和新时代的教育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。
我们兄妹走上工作岗位以后,我们就在家庭中进行教育“反哺”了。我们时常带些书报给父亲看,讲些国内外大事及政治道理。有时我们指出他念别字、喝醉酒的不雅之处,他却没有责怪我们的不敬,而是高兴地说:“子女能批评父亲,证明子女的进步,我感到高兴。”又说:“你们应该比我有出息,千万不要继承我的缺点。”说到这里,他总是十分诚恳,我们便默默地咀嚼着他的话。
我记得工作后曾买到一部毛宗岗评本《三国演义》,带给乡下的父亲看,他喜欢得手不释卷。文革扫“四旧”时,他害怕挨批,胆怯地把这个好本子交上去了。事后我很痛惜,父亲也常提起这损失而怅恨不已。我曾批评父亲太胆小了,但在那人人自危的时代,不该这样苛求他的。
一代一代成长,一代一代老去,如今轮到儿子批评我的时候了。他因为学经济专业的,便常责怪我缺乏经济头脑,或生活上过于节俭。有一次他看电视中证券市场的行情介绍,我说对此一窍不通又无兴趣,他说这很简单,并像教小学生似地教我,我显得不耐烦,他竟要发起火来。
父亲能打一手好算盘,可闭着眼信手拨打。父亲的行草毛笔字也很有功力,可惜他生前没留下片纸只字。